从情结的角度对毛泽东伟大秘密之解读

 

作者 历史学博士  杜语

 

Commenting by Du Yu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产生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他领导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堪称中国几千年不遇,世界几百年不遇的空前的伟人,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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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这个问题探讨的已很充分了,本文只想从情结论的角度补充一个维度来丰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在探讨毛泽东的情结之前,我们首先应初步探讨一下什么是情结。根据西方心理学的解释,情结(complex)是“指被压抑的情绪性的观念或冲动。因此等观念与冲动在性质上多与社会道德标准不符合,故而被压抑在潜意识之中。一旦浮出潜意识时,当事人多以不自觉的异常方式表现出某种行动。有的成年男性对母亲的感情过分依赖,甚至对同龄的女性不感兴趣,就可以被视为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

 

另一本心理学辞典则解释说:“情结(complex)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即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心理现象。它能吸附许多经验,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而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基本概念,精神分析学者以古希腊神话中伊谛普斯国王由于‘命中注定,在无意识中犯杀父娶母罪’的典故,把男孩们‘爱母憎父’的本能叫做‘伊谛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他们还把小女孩对父亲的深情专注,想把母亲作为多余的而弃置一边,并取代她的位置的愿望(即‘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称做‘伊赖克辍情结’(Electra complex),他们又把人在潜意识里时常无缘无故地有被切除性器官的恐惧称为‘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弗洛伊德认为恋亲情结是精神神经症的根源,情结往往是由个人情结经验中的重大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伤害被埋进潜意识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变得充满情绪色彩,并总是影响着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

荣格甚至把情结归为与弗洛伊德的梦同样重要的地位,荣格认为,情结才是通往无意识的忠实道路,而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梦,荣格认为,“其词语联想测验中的情结指标(complex-indicators),不仅仅提供了心理世界中无意识层面的直接证据,而且提供了有关无意识的潜在内容及其所具备的情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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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如“化解不开情结”,“浓重的思乡情结”等。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情结,从心理学的解释来说,主要强调无意识和被压抑。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看,则强调的是“感情纠葛”以及“深藏心底的”和“化解不开的”两个状语。但主要方面还都是强调超越理智的范围,不为理智所左右或完全左右的意思。对此,本文认为,心理学的定义过于学科化,过于强调被迫以及不合社会正常的伦理道德的一面,而对心理学界本身也承认的这个词泛化的厉害,早已超出心理学的专业领域的这一面却很少提及,或重视不够,而在一般的运用中,还是以《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较为通用。而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虽然强调感情色彩,有不为意志左右的含义,但并未排斥感情背后亦有理性成份的存在。所以,本书在这里所说的情结,就没有必要完全排斥理性的内容,只是一般而言,这种理性都是藏在背后的,情感色彩一般都比较突出、外在而已。至于不合正常的道德、强迫性等病理方面的内容,本书仅仅作为参考,并不作为主要方面来考察。

 

当然,所谓重大伤害所造成的后果这种论说,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不正是受到了重大的伤害吗?作为这种伤害的后果,不仅在整个民族的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就是其杰出甚至伟大的代表人物,也无不在心理上留下过、保留过,甚至长久保留着这样的创伤,而带着这样的创伤,他们在奋起救国救世时的艰难跋涉中,其心理和那些没有受到过如此惨重创伤的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人物就不可能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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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煜在《失去的地平线——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心理的演变》一书中也论述说:“显然是西方人的这个丑恶罪行给自己打上了烙印,从而使自此开始的一切活动在‘中国美人’的心目中自然地蒙上了道德鉴定的色彩。尽管理性的思考会使我们认为这次震动把中国人从‘习惯的完整’里震动到近代‘文明的变化’中,然而,促使中国人感情再度敏锐化、思想再度活跃的最初因素,却是近代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恶。这些心理上的‘突现状态’,决定了遭受刺激和挫折的当事人的对策和行为反应的方式及精神活动的特点。”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中国学家白鲁恂则专门著书对毛泽东的这种心理进行分析,他指出:“在毛泽东的整个领袖生涯中,有关抛弃感的主题反复出现。特别是当他开始反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时,就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他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高尚情操与可能价值。方法就是,勇敢面对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情境中任何挑战。这个挑战对象,一度是美国,后来是苏联。尽管如此,在发出挑战时,毛泽东也渴望得到对手的尊重。在特定时期,他需要反对那个适时的敌手;但是,他也需要敌手承认和尊重他的价值。”“他显然对更高的生活水准和更多的人身安全持有一种近乎普遍的愿望。”

 

白鲁恂还认为,情感以及把握情感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是毛泽东成为后来那样伟大人物的最重要的原因。白鲁恂认为:“毛泽东身上体现出来的悖论在于,在每一个具体方面,无论是作为哲学家、战略家、经济调控者、空想理论家还是世界政治家,他的伟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这些品质又不足以说明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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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之所以伟大,秘密在于一些别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

 

而对其原因,白鲁恂也分析到了当时毛泽东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他论证说:“在现代中国,情感领域是特别成问题的。因为在传统的儒教中国,正确行为的本质就在于完全控制、甚至压抑自己的热情,特别是攻击性的激情;但由于在现代世界中因软弱而倍受挫折,中国人已经作出反应,开始对诉诸于公众热情的行为很敏感。在传统中国,将情感表达纳入仪式化的轨道(ritualize emotions),是当时人们力图控制情感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他们对戏剧和剧场的理解和欣赏;而现代中国需要的,则是感情的宣泄方式的表达。这一点造就了众多想要成为英雄并在其自身生活中上演人生戏剧的人物。毛泽东本人便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对中国当时的这种需求做出反应;因为他具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戏剧化’的人格,能够熟练掌握如何驾驭‘他人直接的情感反应’的技巧。”

 

白鲁恂甚至还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把至目前为止,一直被不恰当地拴在一起的某些思想观念糅合为一体。毛泽东本人有关思想观念和个人情感的矛盾心理,迫使他把教义准则不只是当作一般理性推理来对待。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发展成一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但包括了理性化的解释,还体现了忠诚和信仰的力量。”

 

由此看来,毛泽东除了时代背景赋予他的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的特殊性格外,还用更有属于自己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一般来说,一个人或者是情感型的,或者是理性型的。依照荣格人格类型理论分析,即:人“有两种基本的心理态度:内倾(introversion)与外倾(extraversion)以及四种心理功能:思维(thinking)、感知(sensation)、直觉(intuition)和感受(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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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种基本的心理态度与四种基本的心理功能相互搭配的时候,比如内倾的思维型或外倾的思维型,内倾的感受型或外倾的感受型等,于是就有了八种基本的人格类型。一般来说,内倾感知型的人善于发挥自己的身体与感官能力,基于自己的内在感官而表现于外在世界;外倾感知型的人则倾向于更多注重客观观察,将其大部分的精力都贡献在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上。内倾思维的人倾向于从自己的内在标准或观点,来开始其‘问题解决’的过程;而外倾思维型的人,则总是倾向于在其所关注的周围生活中寻找意义,他们更多地相信外在的事物是由逻辑与理性所决定的,而非情绪与情感。”

 

因此,毛泽东的复杂性格类型就使他拥有常人不具备的能力,他所形成的情结就也不同于常人的单纯的情感感知,而是兼情感与理智的综合体。

 

根据这样的解释,本文认为,毛泽东由于形成了形成了这样一种叫做情结的综合体,使毛泽东有了特别的情感和理智结合的方式,从而使他有了驾驭近代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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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安时代,斯诺等美国记者在接触毛泽东后,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毛泽东和他们的圣徒般的总统林肯就有很多相似之处,还有不少美国记者把毛泽东进行的事业和美国独立战争相比,把毛泽东和美国国父华盛顿相比。并在刚刚见到毛泽东后就预言说:“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在斯诺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而在毛泽东晚年,当毛泽东因个人崇拜问题在西方受到一度的非议时,斯诺也在和毛泽东广泛交换意见后从内心深处理解了毛泽东的立场。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共进早餐时,就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和斯诺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斯诺回忆道:“他赞成(对社会现象)做科学的探究),他说:例如达尔文、康德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他对原始社会做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对易洛魁印第安人、部落宗教和‘对崇拜的需要’的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另外,斯诺还从早些时候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他长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上帝或类似上帝的东西的笃信,(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无神论之外)并从这样的研究中引出自己的教训。”斯诺甚至还记下了毛泽东关于美国也存在着个人崇拜的评论:“但是,他接着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要有人受崇拜,也总要有人崇拜别人嘛。他问我,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了?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斯诺还提到:“后来,他再次提到他在1965年对我说的话,个人崇拜是有一些,但需要更多一些的个人崇拜。那时,党的权力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说,它(个人崇拜)做过头了,搞了许多的形式主义。例如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迟早要统统去掉。只保留一个‘导师’,也就是教员。他过去一直是教员,现在仍然是教员。其余的称号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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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还记载了他在1970年12月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的有关内容“毛说,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11次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和随后的清洗。

 

‘刘少奇反对十六条吗?我问道。

 

毛说,他在会上对十六条的态度非常含糊,实际上是根本反对的。那时,毛已经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已经陷入惊恐的境地。

 

而当斯诺问毛他的大字报是“‘炮打司令部’吗”,以及“刘知道他是司令吗?”时,毛回答:“是的,那时候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北京市委的权力,都脱离了毛的控制。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在1965年1月对我)说,那时候还没有‘个人崇拜’,但需要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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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直率地诉诸自己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声望,以之作为他争取全面恢复指引革命航向的权力的重要武器。”

 

但很快,毛就说:“现在,也就是1970年,没有这种必要了,‘个人崇拜’要降温。”而毛的理由是:“必须用延安时期(1937-1943年)的活力和理想激励全国人民。”而对此,斯诺评论说:“在那段时间,毛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在他的领导下革命者已做好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准备”。这说明斯诺已看出毛不仅确实已在为个人崇拜降温,而且已开始采取行动对个人崇拜釜底抽薪,即采取用延安精神激励全国人民,方法就是撰写了多部重要著作。

 

斯诺虽然一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些不解,并认为,“对毛泽东的赞颂过分了”。斯诺还对“街上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每一间会议室里都摆放着他的半身雕像,他的著作和照片随处可见,而其他人的照片则不见踪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时四个小时的表演,毛是惟一的英雄。”等等现象感到不安。特别是当他看到一幅根据他1936年拍摄的照片复制的画像,被放大到大约30英尺高。更使斯诺“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对拍摄的技巧感到骄傲,又因为回忆起与此相似的俄国战时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而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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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还将自己的困惑问之于负责接待他的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龚澎。斯诺问:“我只是对一件事感到不解,毛主席的著作和画像随处可见,是不是说毛主席有敌人。每个人肯定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创始者。他个人肯定不需要这种过分的夸赞。个人崇拜真的有必要吗?”

 

对斯诺的疑惑和问题,龚澎的回答是;“我知道,许多外国人都有这种感觉”,“我来给你讲个故事。革命的早年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农民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许多人走过检阅台的时候,都要向毛主席‘磕头’。我们不得不设置卫兵,以阻止他们跪拜。让人们理解毛主席不是皇帝,不是神,只是希望农民像真正的人一样站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帮助你理解,有些人的做法确实过分,而允许人们尊敬毛主席有非常得体呢?”

 

不过,斯诺对毛的个人崇拜只是有些不安,因为斯诺也观察到,此时,毛的个人崇拜还远远赶不上苏联在战时对斯大林的崇拜。因为斯诺也观察到:“不过,那时在办公室和机关里,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的画像,刘少奇的著作也可以在各地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尚未成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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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斯诺的这些不安和困惑并没有深刻的成见,所以当他和毛就此交换意见后,他对此基本上是理解了。它还在其主要记述文革的著作《漫长的革命》中写下了他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此问题的认识:“了解1966年至今所发生的事件的关键,是了解对毛的个人崇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全部斗争是围绕对崇拜的控制展开的,也就是崇拜为谁所用和最为重要的用来崇拜‘谁’。问题在于,是由党内的特权阶层独自操纵崇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使毛成为地位尊崇的傀儡;还是使崇拜为毛及其真诚的信奉者所用,普及毛的教导,使之成为‘武装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并用以在政治上反对毛认为的由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不亚于一个‘新阶级’的反革命集团领导的篡权者,并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针对有些外国观察家基于“把对个人和群体的忠诚相对立,以及把个人和民族的自尊与毛的个人魅力联系在一起的主观因素,与出现巨大分裂的客观现实,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从而把它断言为“它不过是一场宫廷纠纷”的结论,斯诺已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斯诺认为:“或许,它相当于一场中国的大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上层机构的冲击,在一个只能在一段时间里拥戴一位主席的国家里,引发了两位主席的相互对立。刘少奇是按照宪法的规定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首脑,是党组织的有力的组织者,他是国家机构威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的形象,是意识形态的导师、党的领袖,而且由于他掌握着党的军事委员会而成为武装力量事实上的首领。人们认为,毛同那个上层的国家机构是融合为一体的,而实际上矛盾在不断加剧。

 

毛的进攻导致了内部斗争,使党的许多分支机构的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并使国家的上层机构几近瓦解,这时,一场真正的革命显然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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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斯诺,毛泽东还邀请并接见过不少其他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如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军事观察组(美方称之谓迪克西使团)共18人,其中如约翰S谢伟斯;约翰-高林等,高林的回忆录是《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通过记述他本人和他同事们参加军事观察组的亲身经历,展现了中美交往史上许多十分珍贵的场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革命圣地延安的精神风貌。由于这本书以铁的事实检讨了美国一段时期对华政策的失误,所以为书作序的美国知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指出:“约翰·高林拯救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卷失去的篇章。这卷篇章本来可以改写当代的历史,使美国在亚洲避免两次失败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而,“这本书值得美国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公民仔细阅读。”)谢伟思也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其中记载了与毛泽东的弥足珍贵的谈话;1944年哈里森- 福尔曼(撰写了《北行漫记》),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建议并组织一个记者团到延安去访问,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但毛泽东是热烈欢迎的。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成员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作家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中国记者9人(除国民党官方报纸的记者外,为装潢民主的门面,也安排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随行),官方领队和随员共6人。对于这次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延安,毛泽东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表扬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194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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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这些“外国记者已被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磁石般吸引。他们发现边区的确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他们纷纷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的生动报道。外国记者在访问延安期间发回了大量客观报道,详尽地记述了他们在边区的见闻感受。尽管外国记者拍发的新闻电稿大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无理扣押或删减,但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立场、倾向不同的外国记者利用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国外出版了一批介绍共产党及边区的书籍,其中代表作有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在他们笔下,一个新生的、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中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出现在外国公众面前。这就用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宣传机器对‘边区黑暗’、‘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诬蔑。

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华盛顿虽然没有机器、没有电力,但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哈里森•索尔兹伯格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华盛顿、林肯作为自己的楷模。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称颂毛泽东: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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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种领袖气质直到晚年,也一直为西方各国的领导人称道,尼克松,基辛格,戴高乐,蒙哥马利等等都对毛泽东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尼克松称赞毛泽东是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基辛格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自己女儿对明星的崇拜的心里的那种战栗比附,说: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美国总统福特也称赞说: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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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则于1960年6月12日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说中国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因此蒙哥马利认为:在中国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对毛泽东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戴高乐则极为看重与中国的关系,他不仅冲破重重阻碍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毛泽东创建的新中国建交,而且念念不忘在有生之年去中国访问并和毛泽东见面,他还计划把一旦访问中国就把这次访问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要把和毛泽东的合影附在回忆录中。法国的另一个总统德斯坦则赞颂毛泽东说: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却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并说: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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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毛泽东作为个体生命逝去了,但在毛泽东逝去后40余年里,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不仅未暗弱下去,反而更反射出了夺目的光芒,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已经为他的人民所掌握,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那种以各种情节凝聚起来的情感和理智的综合力量更是化成为中国人民的内在的力量,中国今天的崛起得益于毛泽东这也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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